21.不過這種對兵變的分類只說明了部分的現象。還是有必要考察一下什麼樣的的社會或制度背景會孕孵這些不滿。的確,不論在平時還是戰時、前線還是後方、海上或著陸上,不滿的出現都是一個問題,各式各樣環境下都可能發生兵變。同樣地,當時政治社會流行的風氣也會影響到士兵的感受,像是獨裁體制、自由主義,或者政治局勢的穩定與否。舉例來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社會騷動無疑地助長了那時美軍不滿的情緒。社會的整體經濟情況也同樣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1930年代前期英國、智利、荷蘭海軍的兵變事件,便是基於當時經濟大恐慌所造成的問題而引發的。此外,沒有任何一項關於軍隊不滿的分析,會不去考慮那些軍隊本身的特質所造成的影響。他們是革命還是保守的?對政治有無熱誠?其內的族群有無被融合、同化?是職業的還是被徵召的?這些問題都將會提供一些線索,讓人理解這支部隊的態度跟行為。而且軍官們的性格也有需要加以檢證。部隊失去對他們軍官的信心,或者軍官不了解他所帶領的部隊,都是大多兵變事件所共有的特徵,19171918年德國海軍的暴動便是這樣的例證。

 

 

22.單單只有不滿是無法形成一場兵變的。不滿不過是一種情緒,而兵變卻是一個行動,因此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著一種催化的要素。但是,這些催化劑的重要性也許很容易被誤解,而且會被賦予超出實際能夠的論斷更重要的意義。尤其當一些細瑣且不相關聯的事件引發大暴動時,便常會注意到那些在因果之間表面上看似不連續的事實。雖然造成催化效果的事件往往是那些可以引起有趣思考的奇聞逸事,但是仍然不該把這類情況與那些士兵內心深處所長存的不安不滿相混淆,畢竟不滿本身才是塑造兵變基礎的關鍵。

 

 

23.第二個觀察兵變的角度是兵變行動的過程,兵變的行動如同凱薩率軍越過盧比孔河般,集體反抗的行動總是如此明顯而易於觀察。這個角度觀察的焦點,不但包括了部隊本身的行為,也涵蓋其他幾個相關的因素:如:領導人的角色、內部成員的成分與特質、以及行動本身的規模和組織結構,這些都將關連到兵變能夠擴散多大以及持續多久。

 

 

24.這些發生兵變軍隊有許多不同的行為模式。有些人會爭論說驅散一群粗暴團體的抗拒行為跟鎮壓一個在前線面對敵軍的部隊是大不相同的,但從定義上來說,這是程度的差別而非種類的不同。這一些已知的例子中,對軍官的攻擊、身體傷害的威脅、消極抗拒自身的職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行為變化都是介於被驅散還是被鎮壓兩類之間。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兵變都是非暴力的。當然,仍然是有些發生暴力性的兵變事件在這個世紀中發生,他們都涉及到一些生命的損失以及實質的傷害。

 

 

25.但若對本世紀的兵變進行整體歸納後,便可明確地說明這種分析的差異所在。大多數發動兵變的人,如1905-1096年的俄國、1917年的法國以及越戰中的美國,在兵變發生前都已經隱忍他們的不滿達數月甚至數年之久。但考慮到這些其實都不是典型的大規模兵變,更具代表性的兵變通常是以短暫、數小時之間、具有偶發性的方式發展。這是因為兵變有些自我限制的特質,會去縮減整個行動持續的時間。由於這些士兵(或者水兵)全部的生活都是在軍營裡頭。所以他們完全不同於那些罷工的工廠工人,因為罷工工人可以在晚上穿越警戒線回到他們自己的家中,而士兵的食衣住行卻都得跟他們對抗的軍官朝夕相處。因此兵變其實是一個部隊在適應軍隊生活裡上感到不安、不自然的情況,而與其他那些的不滿無關。所以,部隊因發生兵變而產生的高度緊張與激動很快便會消逝,而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後,他們就開始會跟她們的指揮官一樣,尋求一個結束這一切的方法。同時,物資條件的限制也拘束了兵變生命的長短。既然部隊終究需要糧食、而船車等裝備也需要油料才能動作,自然兵變便會結束在這些基本需求陷入麻煩前。不過,任何無針對性的暴力行為或無意履行本身職責的態度,都將會改變兵變的領導者與統治當局協商的架構,或者決定這場暴動的形式及方向。然而在那些不尋常的例子裡,也就是抗爭長達數天以上的兵變事件,則往往會發展出高度組織化的現象。

 

 

26.談及這些兵變行動中的領袖們時,就跟討論到其他社會運動中的領導者一樣,總是會引起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究竟是兵變產生了這些領導者,還是領導者們製造了兵變?」。這是沒有明確的答案的。兵變領導者總會宣稱他們不過在扮演他們自己原本的角色而已,而且反叛者是在反叛發生後才出現的。但在政府當局這邊,似乎偏好用陰謀理論來詮釋兵變發生的原因,他們傾向放大兵變領導者的重要性,並且自我安慰地認為大多數的部隊都沒有遭受不合理待遇的問題,僅僅只有少部分的人是被那些不滿者煽動才誤入歧途的。確實,領導兵變的人們幾乎總是被一個帶有貶意的詞來形容:「首惡」。在某些例子中,兵變的確是經由小心翼翼的陰謀而發生的,但兵變本質上就是需要經過一小群領導份子事先規劃後才能實現的行為。而且這類情況實際上真的發生的,應該還比此處所預測的來得少。

 

 

27.當展開一個兵變行動的時候,便會全部顯現出兵變者的各種樣貌。有些部隊會參與兵變是為了表態,有些則是懷著投機的心態。有些的確是基於自身信念;有些不過恰巧隨波逐流而已。有些人會面臨到最嚴厲的懲罰;有些卻是在第一時間內就揭發了他們的同夥。這些不同的差異,時常會讓人難以精確地去辨別誰是兵變者?誰又不是?當兵變的規模尚小的時候,或許有可能作出這樣的判斷,但等當它規模擴張後,便很難這麼做了。在一些數以百計、千計的大規模兵變中,持著觀望態度的人數,或許會超過那些實際參與兵變的人。然而對統治當局而言,對誰在何時發起兵變等詳細細節常常一無所知,因而在以慎重為由的考慮下,便往往會把所有涉及兵變的人設想成最壞的。

 

 

28.既然兵變發生時的情況是無法確知的,因而為何相似的事件會有不同的結果便成為了一個謎題。有些暴動的消息,或許會激起一些部隊強烈的認同;但卻無法吸引其他部隊的注意,甚至有時還會引來全然的反對。縱然應該特別重視一下大眾媒體作為一種消息傳播管道的功能,但很難評估他們實際的效果,而且也很可能的,這些訊息靈通的新管道其無法取代那些傳統、前電子時代的「葡萄枝」(意指小道消息)所造成的影響。

 

               

 

29.兵變是不會憑空地發生的,無論這場兵變的行動形式為何、為期多久、領導者與參與者由誰組成、內部組織架構多複雜,都存在著某些促成兵變發生的因素。其中最直接相關的,就是那些身陷兵變中軍官有什麼樣的應對。縱然在某些著名的例子中,的確有某些特別忠誠的軍官能在事件中保持堅定的立場,但在某些例子中卻付出了他們的生命作為代價。二十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兵變規模越大,其中的軍官在他們能制止的時候所採取的行動就越少。典型的情況是,一種難以理解的癱瘓狀態促使了那些軍官去逃避他們應盡的職責。這遠遠不只是軍官素質太差而造成的問題;更像是因為心理學中的認同混淆或解離作用,所造成的後果。即便是在一些非暴力性的兵變事件中,軍官都會發現他們其實處在一個詭異的局面中,他們的命令會突然神秘地無效;彷若代表他們階級的肩章被士兵們拔了下來似的。然而美軍在越南的時候,官兵之間的衝突時長是缺乏明確對立的,本質上其實是緩和的,如同口語上常說的 “Working It Out” (即好了、解決之意)。這樣可能會造成一個新的互動模式,或者又可能因為一些特殊的情況而造成官兵轉向彼此背離的情況。

 

 

30.當面臨到兵變時,軍方與官方高層會採取什麼行動,將取決於由許多因素所組成的複雜作用。縱然他們首要目標當然是迅速地鎮壓兵變,但還是得考慮軍隊本身以及社會的觀感。過分地使用武力,將可能引起內外對於兵變發起者不必要的同情。但如果表現出猶疑的態度,又可能被解讀成這是官方示弱的跡象。不但可能會鼓勵部分的叛軍繼續採取不妥協的態度,甚至還會激勵那些原來還在觀望的人投向叛軍那邊。因此,統治當局給兵變事件貼上的標籤,將會對兵變的影響造成一些程度上的限制。其中最嚴厲的措辭,就是公開地將兵變行為定位成軍事犯罪。而且這做法是一旦做了,便無法反悔。相對地,如果用比較曖昧的詞句來稱呼兵變,便可以為之後的處置留下較寬廣的空間,不過就得冒著讓其他未涉及的部隊認為官方態度是模糊或軟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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