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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時軍方也喜歡把「兵變」的概念當作一種罪名，尤其是針對那些情節較輕、牽涉不廣的案件，或者參與者已經被關進軍方監獄的時候。以美國的情況為例，過去八年內大多數以兵變為名的開庭都是因為海陸軍禁閉室所發生的集體抗命行為。因此實際上，以兵變罪名起訴，不過是一種對那些無藥可救的軍事罪犯加罪的手段。

12.一但考慮到人們不太願意使用兵變這詞的情況，自然也不會意外軍方以及政府會如此不情願提供與兵變相關的資料，即便在某些例子他們已經承認發生過兵變。法國就有這樣的例證。1917年的春天，一場被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兵變震撼了法國陸軍。至少有54個師，也就是超過一半的師，涉及此事。在這場暴動最劇烈的時候，據說在巴黎與前線之間只有兩個師是可靠的。然而儘管此事規模如此之大，但在近代法國史中這仍算是一個被保密得不錯的事件。當然在當時來說的確有立即的保密需要而不便與前線安全妥協，但到了最後這件事仍然變成了一種國民健忘症。在滿滿90大冊的《法國一次大戰軍事史》中，僅僅只有三十頁篇幅提起此事，並被歸到一個名為「騷動與道德修養」章節之中。提到兵變的僅僅只有一次。那是當法國參謀總部在巴黎淪陷前夕燒毀重要檔案的時候，歷史部門的人員利用了這個機會燒毀了有關這次兵變的紀錄，於是要等到1966年，也就是兵變發生的48年後，才有可靠的相關研究在法國出版。

13.這種保持緘默的態度並非是法國才獨有的，還有其他眾多例子存在。像是1917年英軍在法國伊塔布勒斯(etaples)大規模兵變的相關消息便受到管制，一直到1978年才為人所知。即使在今日，當國防部長被問起一則有關1931年皇家海軍的叛變時，他只能以相當抱歉的口氣回答道：與有關此事的兩大冊研究仍屬於機密。確實，所有大不列顛王國軍法文件以及法庭質詢紀錄的報告，都必須監管75年後才公開給大眾。

14. 在美國方面，所有越戰中厭戰的詳細情況是無法得知的，而陸軍總部的解釋只有「這類事件的有關資料並未提到這些」。俄國也花了相當的力氣去阻止大眾討論或分析兵變事件。既然俄國是一個連空難事件都會拒絕公開的社會，自然也不令人意外他們不願公開承認那件1975年11月發生在前哨級(Storozhevoi)驅逐艦上三百人規模的兵變事件。

15. 「典型的兵變並不存在！」美國軍事史家佛萊契‧布拉特(Murray Fletcher Pratt, 1897-1956)曾這麼寫道。但這只說對了一半，既然兵變是因人而起，自然就會存在一些共同的特質。這些各種分析兵變的觀點也許還不夠如社會科學中的變因般精確，以致於無法產出堅實的論點；然而這裡仍然有幾種整理相關資訊的方法，能用來幫助對這些事件的描寫與解釋，並且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意義。

16.其中一種分析兵變的方法就是用以下三組觀點來對兵變作概念性的思考：起因，在兵變事件中部隊的不滿是如何升高並且發展成熟的；行動，在兵變的過程中集體反抗的行為如何發生；後果，在兵變中這些行動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

17.從本文所定義的起因層面來看，我們發現一些造成兵變的原因。只用「原因」來說或許將兵變這個複雜現象過於簡單化了；然而，還是能歸納出三種在本世紀兵變中所出現的不滿。第一種是出自於工業時代普偏關心的課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工作環境」。這是一種典型造就士兵不滿的來源，自少可以追溯至亞歷山大之前。像是惡劣的飲食、嚴苛的訓練、不合理的差別待遇都是造成不滿的因素。

18.第二種不滿則是來自於軍隊的復員作業。這是二十世紀所特有的，源於兩次大戰中那些被徵召入伍的民眾觀點。在這兩次大戰中，那些原來對艱苦的任務以及軍紀的苛求已習以為常的部隊，在經歷實際戰鬥後卻對持續服役這件事感到抗拒。因為當國家發動戰爭的目的實現後，他們覺得他們的責任已了。對於這些「民兵」部隊來說，他們對「應徵入伍」或「徵召」這類詞語的認知，是帶有「役期限定」，或者用英國的口吻來說─「戰爭限定」的意味。他們照著字面上的意思來詮釋這件事情，而且僅僅留了一點點的耐心給戰後一些會讓他們做出更多犧牲的外交政策。所以一戰時的英法軍隊以及二戰後的英美軍隊中大部分的兵變之所以會發生，都是因為這類因復員不如預期而產生的不滿。所以，1946年1月兩萬名美軍士兵在馬尼拉的示威便成為了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事件兵變。當到了越戰與韓戰時，當時部隊固定的輪值以及個人輪替政策便避免了這類的抗議事件。

19.第三種不滿則牽扯到關於合法性的觀念，當部隊基於在倫理上、道德上、理智上或政治上的原因，產生無法接受他們所屬單位的信念時就會發生。當他們沒缺乏意願去從事特殊的軍事事業時，便會去為一些基本權利，而非為了物質條件開始抗爭。實際上，這些部隊關心的是「為何」他們要去做這些事，而不是去質疑他們會「如何」被雇來打戰。這類的態度可以用一名格爾瓦輕步兵團的印度士兵，在1930年兵變文件上的聲明作為例子：「印度軍隊是用來對外敵作戰的，而不是用來射殺無武裝的同志！」所以當一名參加越戰的美軍步兵告訴紐約時報記者：「他馬的為何我們要為了我們根本不信任的人作戰？」時，他等於是對他自身基本職責感到懷疑。既然這類的意見所針對的是軍方與國家合法性的基礎，自然這種不平的聲浪引起了國家最慎重的關切。當大眾對某件兵變的討論變得不可避免時，政府或軍方高層通常會因此寧願把這類事件歸因為純粹的物質條件問題，而不去承認這些部隊的基本忠誠已經被危害到了。